2012 年艺考，那张名单像极了当年夏天的雨水，哗啦啦地砸在所有人脸上，如何也洗不掉。

那时候哪位也不知道，所谓的“美女”评委，究竟是在看脸，还是在看人。 我记得那时候刚满十六，正对着镜子练习假睫毛，手里攥着一张《高考英语》的试卷。

那时候认定英语难，认定人生难，认定考啥的都难。直到那天，我挤进了那个房间，看到了起跑线上的风景。 那一年的比赛场，人大量。前排坐着几个女生，像是一排规整的小火车，车灯亮着，车身漆得锃亮。我看着她们，突然认定它们傻。

为啥非得要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精致的商品呢？

为啥非得要把脸堆得那么高，非要让评委第一眼就被“惊艳”到？ 我想起隔壁班那个跟我关系挺好的女孩，昨天还在巷口卖烤红薯，今天穿着“北京精品女装”的牌子进考场。她挤在人堆里，脸红得像刚煮熟的虾，头发梳成了那种挺旧的冲天辫，嘴里还哼着ertoire大红大绿的歌。我看着，心里不是那种“哇哦”的惊艳，而是一种深深的、酸酸的疼。

为啥她非要演这个？

为啥她不能像个一般/平平人一样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衣，吃着路边摊的热食，在那边安宁静静地画线？ 我拿出手机，翻出当年的录像回放，想看看自己当时的样子。结局全都没了。

那时候忒忙，忒穷，忒想进清华，根本没工夫整理仪容，也没空去想“我美的不够”这种傻念头。

那时候我认定美，就是考个好大学，就是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，听着窗外风吹树叶的声音。 工夫过得真快啊。

转眼间五岁的光景都那会儿了。 我也启动学着打扮。

那会儿穿球衣短裤，认定那是青春，认定那是自由。目前穿上高跟鞋，认定那是成熟，认定那是体面。我在化妆台上磨粉，想求那种“妈生好皮”的效果，想求那种自带柔光滤镜的素颜。我总认定，只要我够努力，只要我够漂亮，老天爷就一定会给我机会。 可是，老天爷仿佛听不懂我的胡话。 我参加了一个艺术生培训班，老师教我们如何修眉，如何挑眉毛的形状。我对着镜子练了三个月，最终那两眉，像两条干裂的河床，像两条随时会断的枯枝。我对着镜子练功，练到胳膊酸痛，练到眼红肿。 有一次，我在练习室里练歌，为了追求那种“清冷”的画风，我把衣服扣子都扣到最里面，把自己弄得像个古代的宫女。结局，评委走过来，手里拿着那个熟悉的《高考英语》卷子，看着我浓妆艳抹的侧脸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
那个笑容，比任何掌声都来得真。她说，实际上她也没那么严肃，她只是想看看，这些看起来傻乎乎的学生们，到底有没有灵魂。她没认定我丑，她只认定我可爱，可爱到让她想起了小时候。 那之后，我也启动认定自己不那么“美”了。我启动认定，美是一种选择，是一种策略，是一种为了迎合别人而不得不戴上的面具。我启动质疑，自己是不是忒自作多情了，是不是在浪费一副好皮囊。 我就在这质疑里，把脸露水，把衣角磨破，把头发剪短。 我想，反正都难考了，反正都是“取”来“用”掉的。还不如在镜子里找存有感，不如在现实中找存有感。

不如去写写小说，去画画，去唱歌，去哭，去笑。 便，我参加了更多比赛。我参加了一个诗歌朗诵比赛，我穿着一条花了两百块的牛仔裤，头发随意扎个揪子，在台上哭得像个泪人。评委们看着我，有的皱眉，有的摇头，有的窃笑。

最终，那个平时最严肃的年轻评委，居然站起来，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你看，实际上你不是那么傻，你只是忒想表现自己了。” 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。 美，压根儿不是天生的条件反射，而是一种高级的“表演”。就像当年那些女生，她们不是在“表演”美，她们是在“表演”一种理想。她们希望被看到，希望被认可。她们的脸，她们的身材，她们的妆容，都是她们想要给这个世界，给评委，给那个唯一的观众，送的一封情书。 那封情书，挺美，挺动人。 我也启动明白，那些所谓的“完美”，不过是社会给年轻人设下的一个标准。

只要我们能在这标准里努力奔跑，哪怕跑得慢一点，哪怕跑得歪一点，哪怕穿上不合身的大衣，哪怕把自己打扮得像个丑小鸭，我们也会有机会，被那个“评委”看看。 你看，当年那个穿着球衣的女孩，目前肯定也在某个角落里，笑着看我们这群“丑小鸭”。 我们都曾在镜子前，对着那张脸，流了如此多眼泪。

那些眼泪，不是出于怕被抛弃，而是出于忒想被看到。 我们都在等待，那个“美”下来的时刻。希望来的那天，确实是“美”下来的，而不是“美”出来的。 毕竟，人生这场考试，最关键的不是分数，不是名次，不是那张薄薄的《高考英语》。 最关键的是，你还要不要画画，还要不要唱歌，还要不要哭，还要不要笑。 要是你还想画，那就画吧；要是你还想唱，那就唱吧；要是你还敢哭，那就哭吧。别怕，别怕，评委们都挺仁慈，他们都想看到你真的自己。 2012 年，我们输掉了比赛。但或许，我们赢掉了人生。出于，我们终于在某一天，再也不必为了那张脸，而不得不把灵魂折成纸飞机，飞回那个没有光芒的远方。